在这个信息速食的时代,我们鼓励学生通过毕设,深入接触人与事,用多元的视角呈现复杂的真实,书写当下,记录历史的片段。

无线电爱好者称自己是HAM,中文音译“汉姆”,全世界约有600万HAM,中国约20万。

在江苏徐州,也有一群HAM,朱志洲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但朱志洲和他的 “汉姆联队”在一群大凉山孩子心中又是那么的不普通。过去10年,朱志洲和汉姆联队的队员,每年都要去一趟大凉山,为一所小学的师生送物资。

2011年,徐州汉姆联队爱心志愿者大队在徐州民政局注册,一群无线电爱好者正式做起了公益。到了2019年底,徐州汉姆联队已拥有包括资助人、财务监管、服务人员在内的300多名慈善义工和志愿者,联队还下设财务组、外联组、咨询组、打包组、资料组、网络组等六大群组,资助的孩子超过400人,活动足迹遍布江苏、山东、四川、山西、云南、西藏等地区。

初见朱志洲,是在徐州市鼓楼区白下路一号仓库,那里有一间他的办公室。他的指路方式很特别:抬头看屋顶,看到天线后,顺着馈管就可以找到仓库。

作为一名资深HAM,拥有短波电台天线点,朱志洲还会组织徐州的HAM,进行应急“点名”活动。这间办公室,也是汉姆联队队员经常“碰头”的地方。

进入仓库,可以看到很多日用品,两名工作人员正在整理东西。办公室在仓库尽头,里面摆放着一般小企业主会置办的办公桌、电脑、文件柜、茶几。

唯一不同的是,正对办公室大门的墙壁上,贴满了孩子的照片。这些孩子,是徐州汉姆联队资助的山里孩子,来自四川、云南、山西等地。

朱志洲骑车摔伤了右脚踝,石膏还没拆。但这个瘦高的男人看到有人进门,还是会拄着拐杖站起来示意一下。

落座后,朱志洲点了一根烟。白烟从他瘦尖的脸庞飘过,然后在他的板寸头发边散开。

朱志洲是一家商贸公司的负责人。他的电话经常响起,协调发货、收货。他还不时看下股票行情,但合上手机时,看不出表情变化。

生意人的江湖气与照片墙上的样子形成鲜明对比。照片里的朱志洲,穿着正面印有“中国”、背面印着“徐州HAM联队BH4VCI”的黑色马甲,笑起来,两眼眯成上扬的弧线,看起来很真诚。照片上,朱志洲将一沓现金交给一个黝黑的汉子。

“他叫马阿牛,园田小学的负责人,助学的开始,就是因为他。”朱志洲掐灭了烟,讲起了马阿牛。

凉山是贫困山区,盐源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园田村就在海拔3000多米的山上。

20多年前,园田村还没有园田小学。那时,村里文化程度最高的人,是读过初中的马阿牛。马阿牛后来创办了园田小学。

马阿牛有一儿一女。读过书的马阿牛知道,有知识的人和无知识的人,未来的人生天差地别。园田村的村民就因只会说彝语,无法出去打工。但园田村孩子想要上学,需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到平川镇上学。家长既没有时间送孩子去上学,也没有能力负担孩子的生活费。园田村的适龄儿童,没人到镇上去上小学。在大山里,孩子们都留在家里帮助大人干农活,或者帮父母照看弟弟妹妹。

马阿牛不忍心两个孩子每天来回走7、8个小时的山路上下学。但不读书,一辈子就无法走出大山。马阿牛决定,自己教两个孩子读书认字。教一个也是教,教两个也是教,不如多帮几个孩子。马阿牛到附近村民家,劝说家长把孩子送到他那读书认字。

“孩子认识汉字,能说汉语,到镇上卖猪、卖鸡就会算数收钱了。”马阿牛一家家劝。最终,有4家被说服。有了学生,就要有教室。马阿牛选择了村里废弃的牛棚。

牛棚四处透风,但马阿牛的女儿马英记得,几个野惯了的孩子,很快成了规规矩矩的小学生。

两年后,牛棚被暴雨冲垮了。马阿牛把家里新修的猪圈收拾出来,又修缮了下仓库,然后把两间房改造成教室。马阿牛一家挤在一间房住。

到马阿牛家上学的学生越来越多,教室已经不够用。正当马阿牛一筹莫展时,一位驴友偶然经过园田村。他听说马阿牛老师的故事后,通过网上发帖,为园田小学筹集资金。马阿牛老师用这笔钱,盖了几间蓝色彩钢瓦简易房。这就是园田小学第三代校舍。学校的大门只有一米多宽,但写着“园田小学”几个大字的木牌,终于挂到了校门口。

园田小学搬进简易板房时,总共有3个年级,学生增加到80多人。马阿牛能力有限,只能教到3年级。如果想上4、5、6年级,园田小学的学生需要到平川镇中心校上课。

只有一名老师、80个学生、风雨侵蚀的破教室,园田小学面临被撤并的风险。而一旦学校被撤并,园田村的很多孩子就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曾帮助马阿牛老师的驴友,通过网上发布求助信息,希望爱心人士可以帮助园田小学。

朱志洲是从汶川地震灾区出来时,看到马阿牛的求助帖。汶川地震发生后,固定电话、手机等常规通信手段瘫痪,业余无线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资深HAM,朱志洲也在第一时间带上设备和物资赶到了汶川。

“从汶川出来后就感慨,活着真好。”朱志洲开始琢磨自己一直未实现的心愿。“帮助失学的孩子”,这个想法在朱志洲脑中盘旋多年。因小时候家里比较贫困,没完成学业,他现在还感觉很遗憾。踏入社会后,朱志洲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恰巧碰到钢材生意红火,挣了一点钱。而作为一个资深HAM ,他还受到这个群体的准则“体谅、忠诚、进取、友爱、适度、爱国”影响,一直想要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

此时看到马阿牛的求助帖,他觉得是冥冥之中的缘分。朱志洲想亲自进入大凉山去看看。但因山体滑坡、道路被堵,朱志洲没能如愿。

回到徐州后,朱志洲联系上马阿牛。虽然过去了10多年,但他和马阿牛对于当时的通话都印象深刻。

朱志洲:“我是江苏徐州人,想去看看孩子,看你们那环境挺艰苦。我去不知道带什么东西,请马老师给我点建议。”

马阿牛:“我们的孩子从没被资助过。如果你能来的话,带点旧衣服就行。”朱志洲感觉马阿牛为人很实在。

马阿牛提出的“带点旧衣服”要求,对于朱志洲来说,没有难度。他自费购买了学习用品、洗漱用品,募集了干净的旧衣服。

由于是第一次接触,他决定自己先亲眼看看情况。“小孩子穿的鞋,要么是前半截烂掉,要么是后半边断掉。孩子穿着那张嘴的鞋,走路‘哗啦哗啦’响。孩子身上的衣服,一看就不是自己的。有的孩子上面穿棉袄,下面穿单裤,脚上趿着拖鞋。进学校一看,屋顶还在漏水。因为刚下完一场雨。”朱志洲将所见拍成照片,所闻写成文字,还把马阿牛的故事带回了徐州。

朱志洲将关于园田小学的文字和照片,发布在徐州无线电爱好者建立的网站“徐州火腿之家”上。

当时,朱志洲还是徐州市无线电运动协会副秘书长,在本地无线电爱好者圈子里很有威望。他召集了关系比较好的几个朋友到家里,商量怎么帮助园田小学。

“朋友们很有感触,都想要去做点什么,但又没有经验,只是一腔热血。”朱志洲记得,有朋友提议捐款,但他很犹豫。

“钱是个敏感问题,而且担心捐出去的钱,不能到孩子手里或者全部花在孩子身上。” 朱志洲和几个朋友商量后,改变了思路,想通过“一对一”的方式进行物资帮助,除非是必须要用钱再捐资,但要有合理的数额和用途。这样的捐助基本就很少有流失。朱志洲认为,每个人挣钱都不容易,他不想辛苦钱没有按照自己意愿使用。而他的朋友也觉得,这样的资助方式不亏心、不浪费,还能在自己的监管范围内操作,非常赞同这种模式。

为了规范助学活动,2011年,徐州汉姆联队爱心志愿者大队在徐州民政局注册,性质为民间非营利组织。

“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很多人不理解,有怀疑。”朱志洲认为,通过“说”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通过一次、两次的“做”,才能让人清楚这事儿。

汉姆联队成立之初只有20名HAM,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作为发起人的朱志洲成为队长。“那个时候就想尽一切办法,从自己身边的资源尽可能的再去挖掘。”朱志洲和队员为了确保物资都用在孩子身上,会在每年夏天,与时间空闲的队员,亲自驾车到助学点。

何明是资深HAM,但决定加入助学活动前,“暗中”观察了两年,“看到东西交到了孩子手中,才放心了” 。

尚磊也是无线电爱好者,他从另一个HAM处听说汉姆联队助学的事。“这个钱确确实实花在孩子身上,给孩子买了很多文具。”通过几次接触,尚磊感觉汉姆联队的确可靠,“我是自己熬出头的,现在有能力去帮助一个人,甚至改变他的人生轨迹,况且花费的也不是很多,何乐而不为呢?”

晏菲接触汉姆联队时,怀着一颗“打假”的心。2015年时,晏菲在徐州当地媒体上看到汉姆联队募集手电筒的消息。“是在搞什么噱头吗?”晏菲心里有质疑,并申请加入此次助学活动。

当实地进入大凉山看过园田村后,晏菲明白了手电筒的作用。因为园田村有的孩子是举着火把、翻过两个山头才能到学校。

捐赠手电筒的事情,由朱志洲最先提出。汉姆联队的队员平时忙于自己的工作或生意。开展助学活动前,朱志洲会先和几个核心成员见面商量。随后,朱志洲再将助学活动事宜通过“徐州汉姆联队”微信群以及官方网站发布。

有意愿参与助学活动的队员,需要提前报名,活动费用采用AA制分摊。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会带着帐篷上路。一次,他们到园田村时已经是深夜11点。队员们在村里安营扎寨,住进帐篷里。

凌晨4、5点时,朱志洲抬头看到山上有火光。当火光越来越近时,朱志洲终于看清,打着火把的两个孩子,只有7、8岁。

“城里的孩子,可能走5分钟路就到家了,还会有人接送。”朱志洲难以想象两个孩子在黑漆漆的山路上行走时的心情。

为了多募集些手电筒,汉姆联队的队员们通过媒体寻求帮助,想让园田村孩子们的上学路,更明亮些。

2015年夏天,汉姆联队带着7车物资到达园田村后,将物资交给马阿牛老师监管发放。队员则利用有限的时间,到学生家中家访。

“进入学生家里,才知道‘家徒四壁’是什么概念。”朱志洲描述的是学生杨民家的茅草屋:一间黑屋内,地上有个坑,三块石头上架着一个不规则形状的“锅”,墙边一张木板搭的床,上面吊着一个4瓦的灯泡。

杨民的父亲上山采药摔伤后,因擦药需要照明,邻居帮忙接了电线,装了灯泡,家里才有了唯一的电器。杨民家里,每天就用地上的铁锅煮土豆或者野菜吃,从来没有吃过米饭。这让朱志洲心头一酸。

“那时候团队力量有限,只选出40个孩子,进行定向资助,每人每年200元。”朱志洲说,名单经过马阿牛老师确认后,由团队的资助人给40个孩子提供一对一帮助。

“以自己有限的能力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一直想做的事情。”朱志洲没想到,汉姆联队的这次行动,通过影响、传播、扩散,再影响、再传播、再扩散,就像涟漪一样,一圈一圈又一圈扩散,得到很多人认可。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汉姆联队,成为资助人。

“成为汉姆联队的队员,才能成为资助人,资助人要与受资助的学生建立联系,对孩子负责。” 朱志洲说,这也是资助人的一点“门槛”。

到了2015年,园田小学80名学生,全部得到定向资助,除去学习上的开支,每人每学年还能结余160-170元。朱志洲和马阿牛商量后决定,这笔钱用于解决孩子的午餐。

马阿牛负责统筹使用该笔钱,集中采购大米和蔬菜等。只要是园田小学的学生,中午都能吃上免费午餐。“米饭管饱,孩子两碗、三碗的吃,这样就不用在家吃饭了。”马阿牛说,每个孩子都吃的肚皮滚圆。

园田村的一般家庭,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到镇上买些米吃,当村民听说学校有免费午餐后,更乐意让孩子来上学了。

随着国家扶贫政策的深入,园田小学的孩子也被惠及到。尤其是2017年8月,国家领导人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提出“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即“不愁吃、不愁穿,实现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园田小学的孩子们,不仅每天可以吃上大米饭,还能吃上肉了。

汉姆联队的影响力逐渐扩大,队员人数不断增加,助学的范围越来越广。除资助四川凉山州的园田小学,还资助了云南怒江拉甲木底完小、云南武定以赤叨小学、云南剑川一中、云南武定县发窝乡中心小学、山西石家田九年制学校等地。

被定向资助的孩子数量以及资助金额也在不断增加:小学生400元/学年、初中生700元/学年、高中生1000元/学年。

所有受助的贫困生必须由学校、老师或其他组织推荐,并经汉姆联队的义工实地调查完成调查表格和走访记录备案,报汉姆联队工作会议讨论后确定受资助人名单。

为了掌握最真实的情况,让资助人的钱都用在孩子身上,汉姆联队志愿者每年都要亲自到资助点移交物资并到学生家中家访。

2012年,队员何明跟着车队进入大凉山,路上的惊险让他至今难忘。车队在群山间、在倾斜的山坡和陡峭的弯道上与岩石和泥浆缠斗。途中,车队遇到山体滑坡,车辆距事发现场仅几米远。

“山里的孩子正用生命争取着受教育的资格”,朱志洲说,汉姆联队的助学路当然不能因为环境恶劣而退却。而他们这样“玩命式”的助学,就是为了确保受资助的孩子确实得到了帮助。

确定受资助人名单后,将在工作群和汉姆联队网站上公布,资助者报名进行捐助。捐助过程在网站上全公开。汉姆联队对于贫困生的捐助分为: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结对助学,捐物、单位捐款等捐助形式。根据捐助者的意愿,捐助的用途可分为“不定向捐助”和“定向捐助”。

“第一年对园田小学捐资助学时,200块钱是全部发放给家长。”但没过多久,朱志洲得到马阿牛老师反馈,有些家长打牌或者喝酒,把钱花没了。汉姆联队根据情况,很快进行调整,不再把钱直接发给家长,而是让学校保存。2014年后,园田小学有了支教老师。在志愿者、受助学生及家长、学校老师、当地村民等共同见证下,汉姆联队将资助金交到校方。

“每年的‘助学万里行’活动,既是助学行也是一次监管行。”朱志洲介绍,在普通义工、受助学生及家长、学校老师、当地村民等共同见证下,转交助学款。这样可以形成老师与家长之间相互监督:资助金账户由学校老师负责经管的,家长有权对资助金发放及使用情况询问了解,并有责任与学校老师一起,引导孩子合理使用资助金;资助人进行监督:在取得当事人许可的情况下,学生家长、学校老师、资助人之间可以互留联系方式,在资助人与学生、学校老师或者家长的沟通联系中,了解资助金发放及使用情况;爱心助学监督:汉姆联队通过不定期与学生家长或者老师进行沟通交流,定期组织回访等方式,对资助金的发放及使用情况进行必要的监督。

“5种身份,5方共同监管,有足够监督的作用!” 朱志洲认为,即使汉姆联队无法监管资金去向,但家长肯定会盯着。

而资助金的使用,通过多个渠道公开,微信群、公众号、官方网站等。朱志洲打开汉姆联队的公众号,搜索到每年的账目公开,公开的信息包括资助人、受资助人、资助金、项目花费等明细。

在朱志洲办公室,存放着历年捐助信息统计表,随手翻到2015年定向助学款移交账目,上面列着受资助学生、资助人、资助金,以及接收单位园田小学的红章。2019年,汉姆联队向云南武定县发窝乡中心小学的移交表上,领取资助金的人,不仅签名还按了红手印。

“公开透明、严格监管,就是确保资助都用在孩子身上”,朱志洲想得很长远,“整个投放和受用的过程,在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反响。但可能孩子长大之后,想起这么一段过往,至少那一天,受资助的人会为此感动,未来一段日子,会想着做一些好事善事。如果没有监督或者不良的对接,投放就是浪费,孩子不一定能直接受益,对孩子不一定有影响。”

朱志洲认为,负责任的资助人对孩子成长很重要,不仅通过资金帮扶,还在学习、思想、生活上帮助孩子,让孩子树立自信,完成人生的理想。资助人如果对团队负责任,并从物质、精神多方面去关怀孩子,和孩子能做有效沟通,就是一个良性的资助。

资助人赵颖和受助学生马静的互动,一直为朱志洲赞赏。2015年夏天,云南大理州剑川县女生马静初三毕业。但刚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的她,苦于家庭贫困而不得已准备辍学。当地一家寺的阿訇通过网络平台联系上朱志洲,“孩子成绩很优异,考上了我们这最好的高中,希望你们能帮帮她。”殷切的希望,让朱志洲坐不住了,他立即从徐州带队赶往剑川。

没有大门的破院,即将倒塌的鸡圈里污泥翻卷着稻草。志愿者们走进马静的卧室,陈旧的木床,昏暗的灯光,潮湿的土地,站了许久,朱志洲心里五味杂陈,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家庭,墙上挂满了奖状,这该是一个怎样用功的孩子?

“选择汉姆联队,结识马静,真是特别好的缘分。”赵颖在2015年初,通过朋友接触到汉姆联队。看到四川、云南等被资助学生的照片,赵颖感觉,汉姆联队是真心的帮助这些孩子。而马静家的情况,尤其让她揪心。

“孩子卧室的屋顶只有半个,但孩子的书堆放得很整齐。”赵颖了解到,马静的父母身体有残疾,没有教育孩子的能力。马静家的房屋没有窗户,砖缝间透着光也透着风。由于没钱买足够的瓦片,马静的卧室屋顶只接了一半,下雨时,雨水直接灌进屋里。可家庭条件的恶劣,没有影响到马静用功学习,她的成绩非常优异。但她的父母实在没有能力继续负担马静的学业。幸运的是,马静遇到了汉姆联队。

赵颖向汉姆联队提出,她想要资助这个上进的女孩。赵颖不仅为马静提供资金帮助,还给她写信、打电话。“她的父母身体不好,但孩子这么上进,真让人心疼。”赵颖还定期为马静邮寄生活用品,让她可以专心学习。在当地政府帮助下,马静家的房屋终于得到修缮。“她专门给我发了一张照片,让我看看她的新房。”赵颖看到,马静有了自己书桌,收拾的干干净净,特别为她高兴。

2016年8月,马静参加了汉姆联队组织的夏令营活动。在徐州期间,赵颖陪着马静去了徐州云龙湖风景区、糖果乐园、中国矿业大学信电学院创新机器人实验室、动物园等地。一家英语培训机构的外教老师,还给参加夏令营的孩子提供了免费口语课。赵颖发现,马静对英语非常感兴趣。

“马静说,想做一名英语老师,以后帮助像她一样的孩子。”2019年高考成绩出来后,赵颖得到喜讯,马静顺利考上师范类学校,离成为一名教师的梦想更近了。

汉姆联队的车队第一次进入园田村时,有个村民问马阿牛,“那个小车是大车下的崽吗”。马阿牛把这事告诉了朱志洲,40多岁的村民从来没有走出过大山,以为汽车像下牛犊子一样,生出了小汽车。

汉姆联队资助的另一个助学点在山西石家田,这里没有那么闭塞,但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期待是“初中毕业后可以出去打工”。

为了激发大山里的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确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梦想并能勇敢坚强地去追逐梦想,从2014年起,汉姆联队会在暑假期间邀请被资助的学生中品学兼优的孩子到徐州参加夏令营。每次,汉姆联队会邀请一到两所学校的7到10名学生来徐,活动已经持续了6年。

“刚开始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孩子开阔眼界、见识大山外的精彩。”朱志洲记得,孩子们第一次坐火车、坐汽车兴奋异常,一路上见到很多前所未闻的东西,也见识到国家有多大。

为了接待好山里的孩子,汉姆联队的志愿者各自发挥所长。有旅游资源的志愿者,就安排游览路线;有住宿、餐饮资源的志愿者,就承包了孩子们的食宿;还有20到30名志愿者,负责全程陪同。

“到书城阅览,去观赏机器人,去感受科技的魅力,去了解两汉文化,还去游乐场‘high’翻天……这些都是上百名汉姆联队义工接力完成的。”朱志洲说,从孩子们走出大山、踏上火车就有义工全程服务。

第一年的活动,汉姆联队邀请了园田小学师生。综合学生平时表现,汉姆联队和马阿牛老师共同确认了7名努力上进的学生。汉姆联队组织的第一项活动是登高俯瞰。孩子们来到徐州市中心某广场的38层,鸟瞰徐州城。

当孩子看到像小蚂蚁似的汽车愣在那里时,朱志洲相信,孩子是有所思考的,旁观者也不用追问孩子的思考方向最终落在哪里。但这天的记忆,一定会留存在孩子的心里。

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感受童年快乐,而童话梦想是其中很美好的一部分。汉姆联队组织的第二项活动就是带孩子去游乐园玩旋转木马,圆孩子们的 “童话梦”。

看到孩子脸上绽放的笑容,朱志洲感觉一切辛苦都值了。不管夏令营活动对孩子的人生有没有影响,但至少在那天,孩子是开心的,朱志洲想,多年后,成年的他们可能会想起这天,感到人间温暖,感到被世界温柔以待。

品尝美食是旅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少爱心人士联系汉姆联队,免费提供牛排、烤翅、羊肉串、米线、东坡肉等美食。

每年夏令营成本约在5万元。由于汉姆联队志愿者以及社会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活动实际支出只有2万元,全部由汉姆联队队员的不定向资助承担。

汉姆联队志愿者翟晓东是一名大学教师,负责组织孩子参观机器人制作。新鲜事物总会提起孩子们的兴趣,知识不仅可以改变一个人,还可以改变世界。翟晓东向参加夏令营的孩子发出邀请,希望他们有朝一日报考中国矿业大学。

马阿牛的孙子马云龙参加了2014年的夏令营活动。回到园田村后,马阿牛发现孙子有了明显改变,起床后主动刷牙洗脸,吃饭前主动洗手。参加过夏令营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些改变,尤其被其他人包围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时,都特别自豪和自信。

2018年的追梦夏令营活动中,汉姆联队带着山西省灵丘县石家田的9名家境贫困却品学兼优的孩子到徐州华辰变压器厂参观。

石家田九年制学校的支雅嫔惊讶道:“原来资助我们上学的叔叔阿姨们工作是那么辛苦!”

汉姆联队队员晏菲让孩子们仔细观察车间工人工作流程,并告诉孩子,车间工作是在规范指导下进行,才会有批量的产品产出。当孩子们回到家就可以联想,树上的核桃怎么通过流水线,加工成产品。同时让孩子知道,捐助他们的人就是在工厂里工作,钱也是流汗挣来的。晏菲期待,当孩子长大后成为一名工人,也会有反哺家乡的意识,就像当年徐州的工人叔叔阿姨资助他们。

一名学生告诉晏菲,他原先以为只有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才能换钱,来徐州后才知道不是那样。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

晏菲感觉活动的目的达到了。“汉姆联队的志愿者们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辛勤工作、付出汗水的普通人,但是他们愿意用自己的辛苦和汗水为贫苦的孩子们做出贡献。”晏菲希望志愿者们的付出被感知,受资助的学生会感激。

2019年7月16日,汉姆联队再次到达云南怒江福贡拉甲木底完小送物资。曾被汉姆联队邀请参加2017徐州追梦夏令营的生里英说:“希望通过努力学习,取得更大的进步,再次参加徐州夏令营!”

“不管孩子能不能做到,但他知道有这样一个途径,就很可能去努力。而努力就会有收获。”朱志洲希望,夏令营活动成为孩子的一个期待,成为一种鼓励孩子的方式,孩子们不用考虑学习的意义,也有努力向上的动力,因此夏令营活动也被命名为“追梦夏令营”。

“孩子们需要一种想走出去的信念,需要梦想;需要在物质上帮助的同时,从思想上引导。”云南武定县发窝乡派出所李所长在确定到徐参加夏令营名单时,慎之又慎。

“当前,国家各项教育保障措施已经十分完善,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但是九年以后,孩子们能不能走出大山、能走多远。相比之下,孩子们更需要从意识上改变,让孩子们更清晰地认识到不能单纯地为了履行义务而读书,让每一个小小的心灵都有一扇窗,看见五彩缤纷的世界,助推孩子们奋发图强,帮助孩子们构筑一个美好的梦并为之努力。”李所长认为,徐州追梦夏令营就是孩子们的那扇窗。

岳海燕在信中说:“这次活动是我有生以来,最快乐的时光。我们要把这些快乐在心里记住。”

曹楠在高耸入云的大厦里,看到了环境优美的办公楼。从巨大的落地窗往外眺望,大半个徐州尽收眼底。那时,她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要让我的家乡变得同徐州一样美丽。”但她明白,要实现这个梦,必须好好学习,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家乡。

李凯文记得,刚下火车时,他还不敢和志愿者们交流。但他深切感受到,在徐州的每一天都很开心充实。几天下来,他改变了很多、成长了很多,也敢和陌生人交流了。李凯文在信中写道:“能参加追梦夏令营,是我此生最幸运的事,我想一辈子都会感恩这段旅程。因为有你们,让我们生活的更美好。”

苏雪晴认为汉姆联队的资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多是精神上的,“徐州的宝贵经历,带给了我学习动力,让我更加自信和勇敢,也在我们心里埋下一颗感恩的种子,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追梦夏令营只能帮助受资助的这一代学生,尽可能影响受资助学生的下一代。我们不想大山困住这些勤奋努力的生命,不想生活限制了这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国家关注他们,正在努力为他们改善生活环境,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关注他们,也在努力为他们插上飞翔的翅膀,引导他们放眼远方,找到方向。”朱志洲被山里孩子们燃起的一个个梦想打动。

“树立信心,燃起斗志,有了方向,有了志向。”朱志洲认为,不管孩子的愿望能否实现,至少他们会努力。就算他们没有获得所谓的成功,但30年、50年后的一天,他们想起这段经历,可能还对那群默默奉献不求回报的陌生人心存感激。而通过城市生活,大山里的孩子也认识到:“文明礼貌”,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行动、一种行为。

作者 h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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