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7月22日,国家主席在接受《新中国》摄制组的采访。

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一件大事,这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战争以来为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进行的伟大斗争,终于在中国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从此,中国结束了一个世纪以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成为一个真正独立、民主、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中国人民走上了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的光辉道路。”

对生活在滹沱河边的人们来说,他们最难忘的岁月,是从1948年的春天开始的,因为他们目睹了一场历史巨变的序幕,是怎样从这里拉开的。

那年春天,、周恩来和任弼时带领的中央机关,在陕北转战一年后,来到了滹沱河畔这个叫西柏坡的小村庄。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分别一年多的朱德、汇合了。在当时,他们被称为中央的五大书记。

村子中央坐北朝南的这座房子,是中国人民总部,屋子里摆着三张桌子,分别是作战科、情报科和战时资料科。就是在这里,和他的战友们指挥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从1948年9月12日到1948年底,人民在辽沈、淮海战役中,已歼灭军主力82万余人,并形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守军分割包围的态势。

1949年元旦,北平城里,没有一点新年的气象。城区早已,人心惶惶。城门只在早晚打开一会儿,背篓子的是进城送炭的人。阜城门上守城的军士兵,除了看看城里的白塔,隐隐约约地,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炮声。大家不再相信坚固的城防工事,各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这一天,在西柏坡发表了新年献词。他代表中央满怀信心地说:“1949年中国人民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20天后,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内外压力下,宣告“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引退后的蒋介石回到了他的故乡浙江奉化。看上去他颇为悠闲,但实际上他已经意识到,政权的更迭只不过是个时间的问题。40年后,台湾一家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是这样说的:“38年1月,蒋中正总统引退,他在引退前,急电派令陈诚将军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中央省党部主任委员,开始把台湾建设为复兴基地的准备工作。陈诚跟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均联络好,趁黑夜,把120万两黄金运来台北,再加上蒋经国、徐伯元,也抢运了部分黄金来台……”

抢运黄金干得神不知、鬼不觉,但确切的数字究竟有多少呢?让我们看一看1949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发行局的这份机密卷宗,是怎样记载的。卷宗里说,“此项移运之船只,……先将库存内之黄金二百万两,妥为装箱,备运台北”。实际上,他们先后运走了110吨黄金以及价值1.4亿美元的外汇和白银。

还是在南京的时候,蒋介石特意在这里开过一个宴会,邀请大部分刚刚由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选出来的院士,劝说他们一起到台湾去。谁都知道,比黄金更值钱的是人才。但是,人心可不像黄金那样容易被搬走。

现年97岁,时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的苏步青回忆说:“对有什么好感没有呢,也没什么好感,尽管我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也穷得没办法。当了院士以后,才借了75块钱,做了一套西装,连穿的衣服都没有。虽然对没什么认识,对是看透了的,再加上我有几个学生是地下党员,在他们的帮助下面,我当然不会到台湾去。”

结果,81名院士中,只有9位去了台湾,留在大陆的有60人。当时,和苏步青一样,许多知识分子都面临着人生的一个重大选择。

物理学家王大珩回忆说:“我那时候是才从国外回来,那时候有两条路子,一条路子是国外,我原来服务的那个公司,打电报,要我回去,我手里拿着那个电报,还有一条路,是到解放区来,我没走那条路,我到解放区来了,为什么,这是我的祖国,我要为祖国、为我们民族做些事情。”

1948年,在香港居住着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他们是为了躲避的迫害,陆续来到这里的。中央在1948年发表的“五一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筹组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提议得到广大民主人士的拥护。4天后,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等便通电全国,号召国内外各界和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从8月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民主人士被秘密地接到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区。在他们看来,他们曾经奋斗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新的未来就要实现了。

时为民盟中央华北总支部委员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回忆说:“当时一个很大的选择就是中国究竟向哪儿走,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那时意见都不相同。都是爱国的,没有问题,可是,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具体问题。当时毛主席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记得我们到西柏坡去,毛主席晚上做工作的,吃了晚饭,大家去谈天了,可以谈到半夜,他不睡觉的。毛主席同我们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多党合作的领导的一个政权,一个联合的联合性质的政府。那么,后来我们同意这一条,就是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一个联合政府,关键就是这么三句话,可是这个决定了中国后来这50年来的一条路子。”

在人民相继解放张家口和天津之后,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接受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

同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来到西柏坡。他受斯大林的委托,来了解中国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这里,告诉他,新政权的实质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谈到对外政策,作了个比喻,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像一个家庭,它太脏了,等到屋内打扫干净了,再请客人进来。

在这期间,还提出外交上我们要另起炉灶,并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从此,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人和“一边倒”,成为新中国开国时的外交方针。

2月3日,正是旧历的大年初六。这一天,中国人民在北平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部队分别从永定门和西直门进入北平城,整整走了六个小时。队伍经过前门箭楼后,忽然向右拐了一个弯,开进了旧中国的使馆区东交民巷。在场的人们不由楞住了。

从1840年战争后,上百个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沦丧的,不仅仅是主权,还有民族的尊严。中国逐渐沦落为半殖民地的国度。在漫长的一个世纪中,外国的炮舰和大兵,在这块古老土地上随意出入,俨然是一幅主人的模样。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穿过紫禁城阅兵。作为国中之国的东交民巷,中国人不能自由进出。

等了多少年,人们迎来了自己的队伍。当人民的装甲车从东郊民巷开出时,人群早已沸腾了。屈辱的一页从此翻了过去。歌声传达出了所有人的心情。

阳春三月,西柏坡弥漫着兴奋的气息。该腾的房子都腾出来了,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也倒空了。小山村里一下子多了许多新面孔。他们中有些人刚从前线日,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建国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参加会议的有34个中央委员和19个中央候补委员。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代表们坐的凳子都是临时凑起来的。就是这样走进会场的。座位也没有固定的安排。在历时九天的会议上,着重讨论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明确提出,让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建国后的发展方向。

说,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为此,他告戒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充满信心地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七届二中全会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中国的蓝图。它在伟大的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指明了历史前进的正确航向。

3月23日,由平津前线多辆吉普车,载着中央机关离开了西柏坡,离开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由此往北,就是千年古城,北平。说,这次进京,我们是去赶考,千万不能当李自成。行进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人,有着太多的历史感慨。

孙中山曾经说:“咱们中国就是要拿这个来救中国,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个就是所谓。”

革命党人高举孙中山倡导的旗帜,经过10多年的不懈奋斗,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历史,创建了共和体制的中华民国。但是,辛亥革命没有导致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污泥浊水仍旧充斥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1921年,中国的诞生成为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从这一天起,中国人为探索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走过了28年的艰辛历程。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人开始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为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倡导建立了国共合作的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思想的历史地位,并确定了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奋斗任务。

1949年3月25日下午,中央主要领导到达北平西苑机场。在这里,见到了很多新老朋友,他们中有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马叙伦、沈钧儒、傅作义。

为了救国救民和振兴中华这个目标,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留下过他们的追求和迷惑,留下过他们的抗争和奋斗,历史终于汇聚在1949年,汇聚在中国的旗帜下面。

谦逊地请大家合影留念。他说,我个子高,我站在后面。大家坚持让站在了前面,站在了中间。

离开西苑,没有进城,他住进了香山的双清别墅。在这里,要处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和政府的和平谈判。

三大战役后,军队的主力已经基本被消灭,人民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并形成了对军长江防线的军事压力。政府收拢了115个师,布防在宜昌至上海的长江沿线,制造了“划江而治”的空气。

为了阻止过江,政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要求。中央为了早日结束战争,减轻人民的痛苦,接受了这一建议。

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在谈判中,代表坚持无论谈判成功与否,都必须渡江,并指出,长江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阻止过中国的统一。但在战犯处理、对待政府和军队人员以及联合政府组成等问题上,可照顾到各方的情况,做宽大的处理和适宜的解决。经过半个月的谈判,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这个协定遭到了南京政府的拒绝,并公告,坚决作战。

4月21日,和朱德下达了发起渡江战役、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第二、第三野战军,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一举突破了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日,装甲和炮兵部队开始向南岸开进。

4月23日,攻占了南京城。统治中国22年的蒋介石政权的历史宣告结束。

按照军事常规,南京解放后,应该一鼓作气,拿下上海。但是4月30日,却收到了渡江战役总前委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就军事上说,可以很快拿下上海;就政治上说,还需要做许多重要的准备。因此建议推迟半月到一个月进入上海。是这样答复的,5月10日前不攻占上海,以便有时间做准备工作。

这时,从地方和军队抽调来的5000多名干部,被集中到了江苏丹阳,200多种关于上海经济、文化、社会状况的小册子成了他们的教材。陈毅说,打上海是瓷器店里打老鼠。市区作战不许用重武器,部队进城一律不许住民宅,天王老子也不行。

因为不能使用重武器,上海战役比正常作战要艰苦得多,7000多名官兵付出了生命。20000多官兵负伤。许多上海人至今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我们好多小朋友,不是我一个,好多小朋友,都问,你们来干什么?(他们说)你说我们来干什么?他来问我,笑嘻嘻,问我,总是让我们进去,进去,不要出来,因为危险,江西路的房子是一折一进,一折一进,大的房子,他们打仗怎么打呢?我们在弄堂里面看见,手里拿着枪。”

因为没有使用重武器,战役期间,上海市区基本没有停电、停水,市民的生活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解放的那天晚上,子弹打得屋顶啪啪响,到第二天天亮,我们开了门,都是坐在我们门口,很冷很冷的天,我们请他们到里面去,他们根本不进来的,我们烧水给他们喝,他们也不喝的。”

那天早晨,很多人都看到了这样的情景:守卫上海的士兵;露宿街头的;群众给送水、送鸡蛋。

上海老市民回忆说:“还去跳秧歌舞。我怎么不去。还唱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的恩情说不完哪……’”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哪,的恩情说不完哪……”

7月26日,就在福州解放前夕,李宗仁来到这里。他此行的目的是代表蒋介石来劝说一位92岁的老人到台湾去。他就是萨镇冰,早年投身洋务运动,38岁时以北洋水师副将的身份,参加了甲午海战,目睹了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的惨状,就是他用船装着邓世昌的遗体离开刘公岛的。到1949年,他是健在的资历最深的历史老人。显然他的去留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萨镇冰侄孙萨本圭回忆说:“当时谈的时候,他讲,李宗仁说,因公来闽,并得蒋总裁寄语,与上将致意,且说,就说,形势变化难测,福州不宜久居,蒋总裁敦请即往台湾暂住。上将若拟乘飞机,即派专机,拟坐军舰,即派大舰。请即决定行期,等语。”

萨镇冰拒绝了蒋介石的邀请,却在福州人民欢迎的文告上,欣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这时,在北平,建立新中国的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展开,对这个新的国家,萨镇冰在诗中说,“岁在髦年闻喜讯,壮心忘却鬓如丝。”“群英建国共乘时,此日功成举世知。”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开幕。这一天,穿了一身崭新的咔叽布中山装,头上戴的帽子看起来也是新做的。

会议在勤政殿举行。筹备会由23个单位、134名代表组成,其中包括中国的代表、各派的代表、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筹备会下设六个小组,分别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单、起草《共同纲领》、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

说:“诸位代表先生,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集会议和成立政府。我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过去中华民国是名不符实,有其名无其实,现在我们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全国人民大团结万岁!”

在刚才的讲话中,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就是说,这时,新中国的国号还没有定下来。

中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必须由《共同纲领》来明确地规定。周恩来领导的第三小组承担了起草《共同纲领》的任务。

时任中央统战部秘书处处长周子健回忆说:“总理关在勤政殿,大约五六天时间,什么事也不做了,就是集中写《共同纲领》,所以是总理在那里亲自组织的,带了一个秘书,给他准备材料。起草完以后,然后又讨论。”

代表们一遍遍地讨论和修改,《共同纲领》草案前后改了十几稿。为了照顾一些民主人士的感情,在这一稿中,周恩来特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后面,加了一个简称,“中华民国”。

讨论中,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发表了这样的意见,他说,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他的话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新中国的名字最终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筹备会召开后期,从香山搬到了,住进了菊香书屋。这里与勤政殿仅隔着一座桥。就更多了一些和代表们共同讨论的时间。

筹备会最核心的问题是要确定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对此,曾经说过,我看我们不必搞资产阶级议会制和三权鼎立那一套。对这一点,各界民主人士都表示了赞同。听着大家的发言,很高兴。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之前,由政治协商会议代行职权。《共同纲领》在新中国建设初期,起过临时宪法的作用。

评价说,它是总结中国人民100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

筹备会召开期间,沈钧儒提议,由全体代表给和朱德发一个致敬电。婉言谢绝,沈钧儒又说,那就让我们起立鼓掌吧。会场上出现了这样的情景,给大家鞠了一躬,又鞠了一躬。

7月1日,是中国成立28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九个派联名给中央发出一封贺电,贺电说,47500万人挣脱数千年封建专制的枷锁,洗刷一百年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这是一件痛快无比的大事。……假使中国人民没有,就不知道黑暗的日子何时才能终了。

同一天,在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并说这是从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探索和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

7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向全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政协筹备会就收到了2992幅国旗图案。一届政协代表刘春至今保留着初选出来的38幅图案。

相比之下,国歌的确定却费了一番功夫。600多件应征作品没有让筹委会感到满意。当人们一筹莫展时,著名画家徐悲鸿提出,可以考虑用《义勇军进行曲》。它是作曲家聂耳和剧作家田汉1935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主题歌。

周总理认为这支歌非常地雄壮,节奏鲜明,还有一位很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也说,他在美国的时候,曾经走到街上,听见后面有人用口哨吹这支歌,吹《义勇军进行曲》,他回头一看,是一个美国青年。

这首歌激起了所有代表的共鸣。在抗日战争期间,《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象征。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就是唱着它,声援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

周恩来说:“我们采用这个代替我们现在的还没有的国歌,就是要鼓舞我们把革命进行到底,鼓舞我们的全民族革命人民的前进。”

正当北平在紧张地筹建新中国时,美国却陷入了争吵,国会议员们纷纷质问,是谁丢掉了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把中国当作自己的势力范围,积极帮助蒋介石政府打内战,但是,30亿美元的援助和最先进的武器,却没能挽救的败亡。

为了维护美国在华的战略利益,1949年六、七月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秘密和中国接触,还打算北上和未来的新中国领导人见面,但遭到了美国政府的拒绝。8月2日,司徒雷登只好悄悄地离开了中国。3天后,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为自己在对华政策上的失败作了开脱。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根据现实的情况,估量未来的中国,美国所能走的唯一的另一条道路,是为已经失去民心的政府,进行全面的干涉。

代表中央对此作出了回击,他用辛辣的语言讽刺了美国以殖民者自居的心态,并告诉全世界,“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宣言,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决定定都北平,将北平改名为北京,确定以公元纪年,五星红旗为国旗,在国歌没有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

大会选举了第一届国家领导人。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随后,成立了政务院,由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在政务院四位副总理中,黄炎培和郭沫若是民主人士。在105个正副部长的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个。

九洲方圆,华夏风云,都汇聚到这个地方。千载岁月,百年奋斗,才迎来了这个时刻。曾经沧海,大浪淘沙,历史的洪流选择了这些人物。

那时候,无论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受。中国人,无论过了多少年,都会记得这样一个声音。

这个时候,大西南重镇重庆,仍旧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关押着大批的人。开国大典的消息传到了监狱,人们得知国旗的名字叫五星红旗。

白公馆大屠杀幸存者郭德贤说:“当时不知道,那个红旗怎么做法,罗广斌同志,就把他的一床绣花被面拆了,拆了以后,就剪了五个五角星,当时,剪了不晓得怎么摆法,因为不知道那个情况,他们就说,摆上吧,就它摆了,摆起来了,就制好了一面五星红旗。当时,就传到所有牢房里头,我在楼上,都传上去了,就悄悄传上去了。都说,重庆解放的时候,我们监狱里的同志,我们扛着我们的红旗,我们流着热泪,去迎接我们的党,去迎接解放。”

“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绣呀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流,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

后来,绣红旗的故事被写进了歌剧《江姐》,剧中女主角江姐的原型江竹筠,在11月14日被杀害。在这场大屠杀中,一共有265人遇难,其中就有爱国将领杨虎城,还有人们都熟知的那个小萝卜头。大屠杀结束时,离重庆解放仅仅只有三天。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在新中国成立的第50个年头,我们来到上海海关大楼,这座自鸣钟已经走了整整72年。中国近代海关自1859年成立,到1949年,90年里,一直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1949年10月25日,海关总署在北京成立,孔原担任了新中国第一任海关总署署长。

作者 h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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